只要我们关注巨头在做什么，追求什么，就能描绘制药行业的晴雨表。
在过去的一年里，2022年全球制药业务收入排名前十的大型制药公司削减了50多条管道。今年第一季度，削减管道的浪潮仍在继续。
为了生存，Biotech砍管线，裁员，而这些不差钱的跨国大药企，动手，更是一点也不含糊。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环境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压力和政策调整，因为技术不成熟，难以成药，或者因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战略失误
由于资本和商业化的优势，大型制药企业往往采用广泛的网络管道布局，当他们集体切割管道、终止合作、裁员时，可能意味着他们相信过去高投资、高回报、大开放、大关闭的时代已经结束。
01
砍管潮汹涌
跨国大型制药企业正在精简管道，缩小战线。
随着2022年年报的公布，大型制药公司在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披露了其产品线的变化。在过去的一年里，2022年全球十大制药公司削减了50多条管道。
总的来说，大多数被切断的管道都处于早期临床阶段，但也有三期临床管道被遗弃。例如，赛诺菲暂停了BTK抑制剂托莱布替尼治疗多发性硬化和重症肌无力的三期临床实践。艾伯维、强生和罗氏也终止了许多后期项目，其中罗氏和赛诺菲损失惨重。
比如罗氏。根据财务报告，2022年其资产减值超过31美元，涉及12款主要产品，其中最大的是抗癌药物Gavreto减值7.26亿美元，
去年第四季度，罗氏对其后期项目进行了“大扫除”，并正式取消了ipatasertib和阿比特龙的联合治疗方案。该方案已进行三次去势抗性前列腺癌一线治疗试验；三种PD-L1抑制剂Tecentrig组合、阿尔茨海默病失败候选药物Gantenterumab和特发性肺纤维化药物。
汹涌的砍管潮还在继续。
诺华、渤健、武田、辉瑞、罗氏、辉瑞、阿斯利康等药企在最新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主题依然是降本增效。
在2023年第一季度对R&D项目进行全面审查后，诺华决定“去伪存真”，终止继续开发管道中10%的非核心项目。
赛诺菲还报告了管道调整，包括结束BTK抑制剂atuzabrutinib的开发、停止Dupixent过敏性真菌性鼻炎和无鼻息肉慢性鼻窦炎、抗TNFa/IL-根据效益/风险评估，6纳米抗体正在减少。
渤健对研发管道进行了广泛的调整，暂停了许多与中风有关的研究，重点关注基因治疗，以促进基础技术研究。它在第一季度报告中表示，为了节省研发成本，BIIB093（格列本脲注射）将终止治疗大脑半球大面积脑梗死的三期研究，以及治疗创伤性脑损伤的二期研究。
艾伯维终止囊性纤维化和TNFαABBV-154ADC药物的开发，前者2期临床失败，后者由于临床收入与风险不匹配。
除上述管道外，几年前肿瘤免疫的热闹景象已不复存在，现已成为“重灾区”。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包括BMS、包括罗氏、吉利德和艾伯维在内的大型制药公司切断了40条免疫肿瘤管道。
BMS在肿瘤领域占主导地位，切断的项目最多，包括两个CTLA-4项目、STING激动剂和CAR-T疗法I期试验。收入缓慢是BMS减少的核心原因。
罗氏切断了三个PD-L1抑制剂Tecentriq三期试验，用于一线转移性尿路上皮癌（Tecentrig+chemo）、二线非小细胞肺癌（Tecentriq+Cabometyx）和二线her2阳性，PD-L1阳性转移性乳腺癌（Tecentriq+Kadcyla)。
在收缩管道的同时，大型制药公司也上演了一波“退货潮”。
例如，强生终止与IPSC领域先驱Fate公司的合作；礼来将信迪利单抗的权益退还给信达生物；赛诺菲将SHP-2抑制剂RMC-4630的全球权利归还给Revolution；支付6.5亿美元后，BMS将IL-12融合蛋白DF6002的所有权利归还给Dragonfly。
不难看出，这些不差钱的跨国大药企，一点也不含糊，大钱要省，小钱也要省。
02
环境发生了变化
对于大型制药企业来说，拥有庞大的管道和优化管道是一种常规操作，原因也不同。
有些人因为安全或疗效差而被动放弃，而另一些人则在评估项目前景后主动适者生存。然而，这一次，许多制药公司在绩效会议上提到了越来越严峻的宏观经济压力。
除了宏观压力，政策和监管问题也是制药公司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制药公司面临着一系列影响药品进入市场速度、供应链和药品定价政策的政策和监管问题。
这一次，在大型制药公司密集削减管道的行动背后，与美国《通胀减少法案》一起(IRA)定价压力有关。此前，吉利德、强生、诺华、艾伯维等药企高管对此表示担忧。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创新药物的“天堂”。然而，美国创新药物的定价也有一个黑暗的一面，即药物价格过高，患者可及性差。
202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货膨胀减少法》，旨在对抗通货膨胀，降低美国家庭的成本，其中医药改革措施是当务之急。
法案实施后，美国的医疗保险费用控制具有威胁性。在胰岛素降价开始美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的第一枪后，美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立即开出了第二枪，并对一些价格上涨超过通货膨胀的药物处以罚款。
虽然法案目前针对的是老药，尤其是上市9年后的小分子药和上市13年后的生物药，但美国的政策仍然保护着创新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制药公司可以完全放松。毕竟，即使是政府无法与制药公司谈判的铁律也被打破了。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去年11月，BMS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受IRA影响，该公司正在考虑停止开发一些项目，预计肿瘤项目将受到最大影响。”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管道调整的证实。
辉瑞首席执行官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会低估该法案的影响。事实上，3月13日，辉瑞花了430亿美元收购Seagen，不仅是为了丰富管道，也是为了应对法案的不利影响。
因为Seagen目前上市的药物除了Tukysa之外都是生物制剂，这意味着Seagen的生物药物在未来药价谈判中排他性比小分子药物长。
归根结底，环境发生了变化。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03
重新思考制药公司的生产力
制药公司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普及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得制药公司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他们对未来的看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个人都越来越关注创新回报是否充足。德勤2019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尽管生物制药公司在过去10年里投资了大量的创新研发，但同期回报率大幅下降，从10.1%下降到1.8%。这意味着平均每年下降0.83%。
为了提高投资回报率，制药公司正在退出没有优势的领域，让自己更加关注。这也是制药公司在变革时代必须采取的行动，但需要指出的是，切割管道可能不会带来真正的效率提高。
与其他行业不同，制药企业通过管道收缩、裁员等措施放弃了一些降低成本的机会，但能否真正提高效率仍不得而知。
核心是新药研发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为了扭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研发生产力的转型需要改变。
新药开发就像赌博，但下注也应该是有选择性和战略性的。
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制药公司需要抓住每一个机会，重新思考制药的生产力，并将其纳入制药公司的每一次变革努力。这也是国内制药公司在变革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复杂的外部形势，资本环境低迷，监管审批越来越严格，创新制药企业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思考，继续创新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