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徐婧
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两个多月后，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今年全国两会的召开无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中国抗击疫情取得明显成效，但世界疫情发展依然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
抗击疫情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中医药战“疫情”获得了什么经验？针对这些问题，两会代表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
“实践证明了中西医协调发展医学模式的生命力”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西医两大力量的汇聚、携手并进，最终炼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方案。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了中西医合作新医疗模式的活力和活力。中国未来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医学？毫无疑问，这种新的医疗模式赢得了两会代表的青睐。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分享了自己在抗疫一线的经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快有效诊疗方案的推广。大量患者治愈出院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医早期介入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提高新冠肺炎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起着重要作用。中西医联手打了一场美丽的战疫，再次证明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西医结合的建设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体系。”
黄璐琪认为，西医和中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他们对疾病的理解、诊断和治疗以及治疗疾病的药物原则都是不同的。中医是整体观，注重系统思维和辨证施治；西医遵循还原理念，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中西医结合并非简单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或西医检查，中医调理。利用中医防治瘟疫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方法，充分发挥中医整体调节、提高免疫力、激发自身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的作用，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
抗疫实践证明，中西医合作互补，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抗疫医学模式，也是人类生命健康领域最好的模式。然而，这种医学模式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临床结构和医学主体尚不清楚；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原则和特点优势尚不明确，相应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和临床路径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目前仍存在政策不匹配的问题。现行的医生管理和药品管理制度是西方法律、西方化学和西方管理，不适应中医药的特点和发展需要。”黄露琪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医院副院长卢传坚也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西医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医药机构的数量远小于西医机构，中医药科研投资明显低于西医科研，重大科研平台中的中医药平台数量很少，中医药项目在科技成果奖励竞争中也很困难。最后，目前国家高层次人才体系中只有少数中医人才，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了补充和协调中西医的发展，中西医的发展应同等重要，在资本投资、硬件建设、政策指导、人才团队、科研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有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机会，共同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保障。”陆传坚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教育？
“中西医院校携手探索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人才是医学发展的有生力量。要发展中西医协调发展的医学模式，必须有一批“能中会西”的医学人才。我国医学教育目前分为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但中医院校的教育与西医院校的教育相对分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医院校的西医课程一般在40%左右或更高。毕业的中医基本都是中西医结合，对西医的包容性很高。中西医结合大多成为临床意识。但在西医院校，中医教学时间少，教学周期集中，教学既没有预备知识，也没有后续课程的联系和巩固，难学易忘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西医学生认为学习这门课程意义不大，对未来的临床工作帮助不大。他们以处理考试的心态听课，努力少说话，少考试，缺乏学习兴趣和热情。这对中西医协调发展极为不利。
代表们认为，中医院校和西医院校需要同步改革，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黄璐琪认为，中西医院校应共同探索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根据中西医结合人才成长规律，建立高校教育与教师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探索将全日制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紧密结合，开展高等教育长期学制、分段精英培养改革，培养中西医结合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扎实的中医经典理论和丰富的临床实践，以及西医和传统知识。
“目前，中医院校的教育正在不断完善，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高校教育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在中医教育方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如何将书本教授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诊断和治疗。”陆传坚说。
陆传坚认为，医学本身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中医也是如此。因此，中医教育传承中使用的“师徒”是合理的。在师父的言行下，学徒可以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观察教师的临床诊断和治疗。这里有很多细节，比如咨询技巧、脉象辨别等。，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和体验。很多经典的中医理论只有通过实际应用和老师的详细讲解才能感受到，这在吃“大锅饭”的课堂教育中是达不到的。因此，现代中医院校教育还需要吸收“师徒”模式的优势，发展师生活动，让学生分批学习。一个老师不应该一次带更多的学生，以免分散精力。师生关系最好相对固定，门诊观察与门诊答疑相结合。对于参与学徒的教师，不一定要求所有高水平的老专家，只要医生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有一定的水平和感知，为了提供更多的机会跟随老师，开展更广泛的学习。
陆传坚还表示，中医教育必须注重中医经典理论的教育。理论教学不仅要浮在表面，还要与临床应用相结合。同时，中医不同流派的交汇发展也是中医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传承要从校园阶段入手。因此，在高校教育中，学生应该有机会接触多个不同的理论学校，使中医学校的传承注入新鲜血液，这可以与教师活动相结合，并在大多数中医学院推广。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司富春表示，在不断完善现行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同时，推进高等中医药教育改革，大胆尝试教师教育、家庭教学等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当代中医药大师的成功之路。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中医教学中，学生很难理解和认同中医理论体系。例如，由于学生已经接受了西医理论，他们在学习中医时往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他们习惯于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神、肾主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难以置信和认同。
因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志成建议，在西医院校开展中医教育教学，首先要让学生了解中医哲学和思维，而不是告诉他们“内脏”。中医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人类生命医学。中国古代哲学注重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它是一种和谐共存的整体思维。它不仅将人与外在自然和社会视为和谐共存的整体，而且将人体内的内脏视为和谐共存的整体。告诉学生，这种思维虽然产生在农耕社会，但并不落后，因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没有改变。这样，学生自然会明白，中医所说的“心”、“肾”与西医所说的“心”、“肾”不一样。中医内脏实际上是与自然相互感应的五个功能系统。因此，在课程设计上应该有一门中医哲学课。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应急医疗体系？
“中西医结合应急医疗体系应加快建设”
虽然中医对抗击疫情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仍有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中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
陆传坚认为，首先，中医常规没有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没有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办公室，导致中医药未能正常进入传染病防治调整、监测、决策、规划、防治和研究的全过程；在传染病防治临床体系中，中国几乎所有的传染病医院都由西医主导，没有中医医院可以治疗传染病和研究传染病的中医研究机构。疫情发生时，中医医疗机构只能以合作单位的形式参与部分临床研究工作，阻碍了中医在新型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和相关科研的发展；国家没有建立中医防疫研究体系，中医应对突发传染病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实验条件不完善。即使有准确有效的处方，也不能快速筛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中医系统缺乏更好的传染病防治机制和计划，往往紧急、准备不足、分散、统一的科学决策机制；注重治疗，不注重科学研究总结，虽然实际上发挥了作用，但不能提供令人信服和认可的科学材料。
在此基础上，代表们表示，中医应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
张伯礼说，如果我们能够将中医药融入传染病防治体系和整个重大疾病治疗体系，我们的工作将更加积极。
黄璐琦还表示，目前海外疫情蔓延仍在继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国内疫情反弹的风险始终存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需要做好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总结，对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和处方进行机制研究，加快药物研究和临床适应症研究。从长远来看，要探索中医药更好地融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使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瑰宝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的独特优势。二是加强循证分析，提高精准治疗能力。一方面，完善以临床为导向的临床科研一体化模式，突破中医诊疗关键技术，建立中医临床诊疗数据客观收集分析数据库。另一方面，在加强中医循证医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优势，加强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特别是病毒性疾病的研究，实现科学分析和准确治疗。三是加快中西医结合应急医疗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中医防治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建立开放、竞争、合作机制，提高中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同时，加快中西医结合应急医疗体系建设，更好地发挥中医专家在各级国家疾病防治决策和方案制定中的作用。
卢传坚还在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医药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制定了实施细则，确保中医药在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中与现代医学具有同等地位；在国家、省、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室；国家重点支持中医药临床定点医疗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的选拔和重点建设；建立中医传染病研究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研究条件；优化中医传染病防治工作计划，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
中医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疗效是中医走向世界的门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的抗疫行动被誉为世界标杆，中国的抗疫效果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中国方案”使世界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黄璐琪认为，虽然中西医属于两个不同的医疗体系，对健康和疾病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是基于临床疗效的事实。屠呦呦和其他中国科学家发现，基于临床疗效，抗疟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现在中医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中医针灸。为此，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的传统医学章节。这充分说明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
“目前，世界医学知识和实践的主流模式是以科学证据为核心的循证医学模式，临床证据已成为评价医疗措施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主要依据，”黄说。去年3月，中国中医循证医学中心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反映了我们拿起现代武器确认中医信誉的信心和宽容。循证医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将循证医学与中医药的特点有机结合，应用于临床实践，不仅可以大大提高临床诊疗水平，证明中医药的价值，还可以为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提供门票。”
张其成认为，中医走向世界应该是立体的、全方位的，首先是针灸、中医，然后是按摩、刮痧、拔罐等非药物治疗，以及太极、气功等引导。《黄帝内经》早就说过，治疗中医有六种方法。当然，针灸和中医是主导因素。要加强循证医学研究，找到临床疗效的科学证据。与此同时，还要对非药物治疗，特别是引导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中医思维是整体的，中医疗法也是整体的，不能片面，要打组合拳。中医本来就注重形神合一，注重情志对人体健康的作用，走向世界时不要消除这一特征。事实证明，外国人非常喜欢太极和气功。
陆传坚认为，未来中医药应从四个方面走向世界：一是在医疗服务层面，促进中医药在国际医疗服务领域的合法应用，充分发挥其维护健康的作用。第二，在科研层面，要用现代技术呈现中医药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医药进入国际主流。第三，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方面，要把握中医的话语权。第四，在市场竞争层面，确保中药在国际医药市场的合法地位，参与公平竞争，受当地法律法规保护。
